“被离婚”还是“再离婚”

　　据宋雅红的委托律师陈旭说，2011年1月，宋雅红女士找到他，带来了她“被离婚”的案件：她与丈夫杜双华协议离婚不成，委托律师于2010年9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。海淀区法院受理该案件后，杜双华的律师向海淀区法院出示了一份落款时间为2001年4月28日、由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制作的判决书，声称双方早已离婚。查阅当年的案卷后，他们发现，当年的案件是在宋雅红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缺席判决离婚的，也就是“被离婚”，而且案件本身存在很多错误。

　　杜双华在7月19日凌晨发表了《致所有关注我与宋雅红“被再离婚”案件的媒体及公众的一封公开信》，公开信中称陈旭律师承办的是一个“再离婚”案件。

　　陈旭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。他说，如果说宋雅红在2010年起诉的案件构成“再离婚”，其前提必须是2001年衡水市中院判决的离婚案件是正确的。

　　陈旭说，在衡水市中院存档的该离婚案件卷宗材料中，他们没有见到原、被告双方的身份证明，没有见到双方的结婚证，更没有见到涉案待分割财产的任何证明。但是在这个卷宗里，看到了该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包括被告姓名错误在内的大量错误。

　　据悉，衡水市中院对此案件开庭前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通知被告，审理并作出判决后，还是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。在判决作出后，衡水市中院没有审查被告是否还处于“下落不明”的状态，这样的送达是无效的。

　　如何定义“下落不明”

　　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，如果被告下落不明可以由原告居住地法院管辖。“关键就是这个下落不明，什么叫下落不明？”马忆南说，“下落不明在民法通则司法解释里面有一个解释，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就是下落不明。那么，什么叫没有音讯？在现代科技条件下什么是音讯？”

　　据介绍，社会上这几年“被离婚”案件非常多，农村有一些人进城打工，农村留守一方不想跟他过了，就去村委会开一个证明，证明这个人外出打工，若干年没回来了，就是下落不明。然后法院可能就采信这个证明，然后就缺席判决离婚了。

　　“这个下落不明到底怎么解释？证明下落不明的主体到底是谁？这个其实在法律上是不清楚的。”马忆南说。

　　判决已生效能否启动再审

　　据了解，对于此案，衡水市中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决定要启动审判监督程序，对这个案子进行再审，但没有说明是对财产问题进行再审，还是对解除身份关系判决进行再审。

　　民诉法规定，当事人不能就已经生效的离婚判决申请再审。法院院长、审判委员会能不能主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离婚判决进行再审？马忆南表示这是一个问题，法律的解释问题，这也有争论，恐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。

　　马忆南认为，对于已经生效的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判决是不能够再审的，但是有关财产分割，还有子女抚养方面的一些纠纷，是可以再审的。

　　为什么说关于婚姻关系解除的判决不能进行再审呢？马忆南说：“我的理解是，民诉法当时作这条规定的时候，实际上是考虑到法院判决的公信力问题。其他人基于对国家审判机关作出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的信任、信赖，会把离婚当事人视为无配偶者而与他们结婚，那么离了婚的当事人双方在法律上也有再婚的资格。”

　　“当然，在这个案子当中，杜先生和宋女士离婚以后都没有再结婚。我们想一想，假如杜先生在离婚以后又结婚了，或者宋女士在离婚以后又结婚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们轻易去否定2001年的离婚判决的话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可能他们再婚的婚姻就是一个重婚。”马忆南说，“如果现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来否定当初离婚判决，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再婚婚姻是无效的，对新婚配偶就是不公平的。这就是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。”

　　马忆南认为，由于社会反响巨大，这个案子的处理会影响很多同类案件的审判，实际上涉及许多公共利益，比如公众要不要、能不能信赖、尊重法院判决，司法活动还有没有尊严，“所以我认为不能轻易否定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”。

　　马忆南进一步分析说，假如说杜先生当时有弄虚作假，比如说伪造证件，伪造法律文书，或者法院在离婚案件审理当中因徇私枉法制造这样一个错误判决，这个判决恐怕就严重违法了，应作为无效判决予以撤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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